读传印法师《印度学讲义》

作者：行持  文章来源：《法音》

    传印法师所著《印度学讲义》、《四分戒本述义》，一直作为中国佛学院的教材在使用。除此之外，他的《〈宗教不宜混滥论〉讲记》、《〈净土决疑论〉讲记》和《日本净土宗》等著作也为一届又一届的学僧们所阅读。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佛学院恢复办学后不久，传印法师肩负着中国佛学院的院务管理工作，同时还担任着佛学院的教学工作。在教学上，法师一直担任着印度佛教史、戒律学、印度学和净土学等课程的讲授。白天，法师大多都是忙于院务及领众熏修，而对于备课和研究，都是在夜晚的灯光下完成的。老法师是一个为佛教而在和时间赛跑的人！年臻八十岁的今日仍然如此！仍然精神矍铄，笔耕不辍。

传印老和尚在书房

　　要想对整个佛教进行较系统的学习，就不能不学习印度佛教；同时，要想对印度佛教有个深刻的了解，就不能不对与之有着密切相关的印度古代历史、思想、文化、习俗等方面进行了解和学习。即如《印度学讲义》的前言中所说：“凡事皆有一定的因缘条件相关联。佛教于印度产生，自有其一定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基础。佛教的三藏经典中，也常常触及这类有关问题。不言而喻，这些问题与佛教密切相关。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对学习佛教教义和教史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

　　《印度学讲义》一书，1996年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分为三篇，共有12章49节，20多万字。第一篇为印度概说，分别对印度的名称、地理和人文等作了介绍。第二篇为佛陀出世前的印度社会。以印度河文化（哈拉巴文化）、雅利安文化和古印度的哲学思想为内容逐步展开。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古代印度河流域的文化是其最早期的文化，约产生于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1500年的哈拉巴文化，即是其典型的代表。对哈拉巴文化的年代、民族、宗教、社会形态、文化规模与成就、印度河文化的衰歇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作者都分别作了介绍。后来的雅利安人所创造的雅利安人文化及由其所产生的古印度的哲学思想，是本篇的重点内容。在本篇的第二章，把雅利安人文化及其发展年代加以区分，即第一节的吠陀时代（五河地区殖民时代）和第二节婆罗摩那（梵书）时代。在吠陀时代这一节里，分别对约于公元前1500年的印欧语族之雅利安人的南下印度、瓦尔纳制度的出现、雅利安人社会、以牛为重、雅利安人的宗教和婆罗门教的由来及婆罗多部族的战争等内容进行了阐述。在第二节的梵书时代里，作者首先对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进行总的概说，然后对雅利安人社会的种姓制度、祭祀礼仪及婆罗门教等内容分别作了详细的介绍。对于婆罗门教早期的基本典籍——四吠陀本集、梵书及经书分别作了介绍。

　　第三章是介绍古代印度的哲学思想。从这一章里面可以窥见到早期佛教思想中的某些痕迹，如“缘起观的雏形”、“关于‘唵’（om）字和‘娑婆诃’”、“沙门集团”，以及在阐述诸学派思想的共同性部分中所说到的求解脱、本体观、器世间观、有情观、修行观、究竟观及出家行仪等内容，无不与早期的佛教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在本书的第三篇是对古代印度六派哲学介绍即弥漫沙派、数论派、瑜伽派、胜论派、正理派、吠檀多派，亦被称为印度的“正统派哲学”，这在印度的哲学史上占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印度的佛教史上，这些哲学派别始终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佛教是在与它们的不断的交涉中逐步成长的。基于六派哲学在印度哲学中的重要地位，作者在本书中用了近一半多的篇幅加以介绍。每一学派独立成章，内容翔实丰富，考察细密入微，尤其是对各学派的源头性的考辨及各派与佛教比照性的研究。

　　下面来谈一谈本书的一些特点。

　　首先是运用图表结合的论述方式。在书中多处运用图表的形式来对问题进行说明。如，在阐述《无有歌》中所宣示由意欲生现识的这一本体，显现为现象界的道理时，即用图表说明。把深奥的道理和大篇幅的内容用以形象化和条理化的图表来进行说明，这在制作过程中是一件很费心力的事。本书除了运用图表之外，同时还在多处使用地图的论述方式。在本书的书后即附有七幅由作者手工绘制而成的地图。在阅读学习这本书时，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同时也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资料。

　　其次，则是作者在书中多次运用“分—总”或“总—分”的方式进行论述。这种方式打开目录即可看到，在某一大标题之下，往往会有多级的小标题出现。如本书的第三篇第一章，在论述弥漫沙派时，以前、后弥漫沙派的由来——本派的起源和成立——本派的经典——本派的思想——本派的论究法（五段程式）——本派与正理派、胜论派的关系等标题而逐层地进行论述，同时，在其中的“本派的思想”这一标题之下，又分有多个小标题，并且在这些小标题之下，又分有多个小标题。再对照内容，便会对本派有个全面和透彻的把握。

　　第三，则是本书考证细密翔实，非常引人入胜。如在本书的开首印度的名称这一章里，作者为了论证印度一词在汉语的历史中有种种不同的译写，而对我国的《史记》等的14部古史书进行了考查，从而列出印度一词在我国历史上至少有22种之多的译写。当然，象这样类似的例子在本书中还有很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除了以上的几点之外，再就是本书在时间上也是脉络非常清晰的。从公元前3000—公元前1500年的印度河文化开始，一直到公元前六世纪的六派哲学，即佛陀时代以前的整个印度文明，都在书中作了清晰的展示。作者撰写本书的主旨和目的即是要通过对印度古代文明的考察而进一步地了解佛教产生发展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基础，也即是书中所指出的：“佛教的思想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印度诸派有所关联的，凡属合乎真理的思想，皆必然为佛教所接受。”（P263）因此我们可以说，佛教的一些早期思想无不或多或少地有着其他一些宗教乃至学派的痕迹。

　　同时我们也知道，瑜伽禅定在印度不仅为其他宗派所采用，同时也为佛教所采用，如在论述印度河文化的宗教思想、习俗时，作者在谈到作禅定状的雕像时这样说道：“有作瑜伽禅定状的人像，可窥知现在仍在流行的瑜伽行法，其起源盖于此。”（P31）另外，其后，在对其中雕塑遗品中的一躯男像的服饰与佛教弟子的服饰相比照时指出：“其（男像）所披着的衣服，是斜披在左肩上，同后世佛弟子们‘偏袒右肩’一样。”（P32）在紧接此后所论述的火葬的问题时，指出这一通常的葬法——火葬，“到后来成为佛教的常法，并已随佛教传来我国等地。”（P32）于本书的第二章，在论述雅利安人以牛为重的观念时，指出：“此种观念影响及佛教，也是极其自然的。佛经往往以牛譬喻佛，如《涅槃经》卷十四说：‘譬如从牛出乳，从乳出酪……佛亦如是，从佛出生十二部经，从十二部经出修多罗’等。并将无上的佛乘之法比为‘大白牛车’或‘露地大白牛’”等。（P37）

　　我们知道，缘起观是为佛教极其重要的思想之一。在本书的第91—95页，即对缘起观雏形《无有歌》中作了详细的考察。对此，作者说道：“五首创造赞歌的第一首《无有歌》所述之意，对以后的思想界产生有种种影响，并成为非吠陀主义思想的先驱。这首赞歌中所示的最高原理——‘唯一的存在’，既没有被弄成拟人化，并且在赞歌中蕴寓着缘起观的初型，实甚值得吾人寄与一定的重视。因为，《无有歌》中的哲学思想，不仅可以用佛家十二因缘来作某些比拟性的融通，也还可以用《大乘起信论》来对照分析。”“佛教的十二因缘讲，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等。如对照《无有歌》看，其最初的‘无明’，便可以理解为产生一切‘现象界’迷妄的根源。其次，‘行’即发动、造作，是由于‘意欲’所结成的业。第三‘识’，结生相续是第八阿赖耶识的功能，可与歌中所谓现象界的能见者——现识相当。由此可见，十二因缘的无明、行、识等，完全可以与歌中所述的序列相一致。十二因缘思想的成立，仿佛亦可由此溯其根源。也许是偶然的巧合，也许是由于一向总也未被人们注意到的缘故吧！当与《大乘起信论》对照探讨时，会使吾人意外地感觉到，这首赞歌所述之意趣，仿佛是将吾人带到了追溯该论基本思想的渊源那儿去了。这大概不应该仅仅简单地看作是偶然的巧合吧！”（P91—93）因此，对于佛教的缘起观，它的雏形作者认为最早可追溯到《无有歌》。

　　同时，在书的第95至第98页，作者还把佛教中常见的“唵”和“娑婆诃”二词与婆罗门教作比照而分别进行了考察。对于“唵”字，在作了详细的考察之后，然后在文末总结道：“于斯可见，在佛教中被视为诸法之本的‘唵’字，其渊源实与婆罗门教有密切关系。”（P97）对于作为佛教真言结尾的“娑婆诃”一语，作者说道，“它是婆罗门教咒语的原来形式”，“是婆罗门教祭祀供养之际最神圣和崇高的祝词”。它“包含着神圣的秘意，甚至被与‘梵’相等视”。（P97）而在佛教中，则是将它以佛教的究竟义加以发挥之后而进行沿袭应用的。作者在总结中所说：“由是可知，陀罗尼的头尾，系沿袭婆罗门教，以佛教的究竟义加以发挥。是亦可知，法无定法，唯存一心。密教有婆罗门教的关系由是可知其一端。”（P98）

　　另外，在本篇的第三节中，作者还比照地对“劫波说”、 “四生说”及“三衣法服”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如对“劫波说”，说道：“此说于古《奥义书》时期开始萌芽”，到了佛教，则是“佛教更进一步揭示和完善了劫波之说。”（P112、113）关于“四生说”，在早期的印度，由于受《奥义书》所启，而将有情的产生状态，分作四生：胎生、卵生、湿生和芽生。这在后来的印度诸学派也大都因袭此说。但佛教则“以芽生属植物事，不入轮回，另揭示出尚有化生（upapadka;巴利语opapatika）一类。”（P115）此外，对于“三衣法服”，对其考察之后，便结论性地说道：“由此可知披着三衣法服也是古代印度诸派出家修行者——所谓沙门的通仪。”（P119）

　　同时在本书的第三篇，在正理派这一章里，还用了较大的篇幅专节地论述了因明与佛教。对于佛教对正理派的一些思想的吸收，而作了介绍。对此，指出：“原始佛教时期，还不具备有组织的论理思想。未几，正理派思想兴起，遂即为佛教所吸收，特别是包容恢廓的大乘佛教对因明尤为注重。”（P263）因此，作为婆罗门教六派哲学的正理派其在思想上对佛教亦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作用。

　　当然，本书中类似的这些与佛教相比照性研究的例子还有很多，是无法一一枚举的。这种比照而又带有追溯、考索性的研究，其目的，无疑就是为了向我们揭示早期佛教与印度古代文明之间的各种渊源，从而使我们对佛教产生发展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基础有了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在佛教中，内外史兼通的义学大德往往是常见于史传，而今日则是多乏其人。传印法师的这本由外学文献和内学资料有机地相结合的《印度学讲义》，则为我们了解外学和更深入地学习内学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同时也更是培养了学僧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兴趣。

　　老法师的《印度学讲义》一书，一直在为中国佛学院一届又一届的学僧们所传读着。然而今日，对我来说，所读到的却远远不仅仅只是这本书，而是老法师的站在讲台上、深夜的灯光下为佛学院奉献的身影。中国佛学院也在不断地壮大，正是他滋养了我们一届又一届的学僧，同时，在法师的身上我也读到了一代老和尚对佛教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