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土宗祖庭东林寺:东晋,慧远祖师始建东林寺,肇立白莲社。法脉传承1600年……

当前位置:主页 > 千年祖庭 > 东林人物 >

历史名人与东林寺

时间:2010-08-28 15:22来源:未知 作者:祥华 点击:

 

 
 

    陶渊明:(365—427)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人,出身没落官僚士族。曾祖陶侃官至大司马,祖及父均为太守之职,但中道衰落,至潜幼时,家境却非常贫困。他思想乐观,踌躇满志。很想作一番事业。因此读书极其刻苦,幼学之年,便精通经、史、子、集,出口能文,尤其热爱诗歌。他在《杂诗》写道:“忆我少年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充分说明他有济世之才,又有“大济于苍生”之志。二十九岁时才开始出仕,担任江州祭酒及荆州、江州慕僚和参军等闲职。时而出任,时而归隐。家无积蓄,过看极其贫苦生活,他在《咏贫士》诗中曾有“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俦,年饿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之句。然而他性格豪爽,知命安贫,从不趋炎附势,因此始终得不到较好的实职。在他四十一岁时,实在为生活所迫,才出任彭泽县令。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而去  ,前后任期仅八十天。接着赋《归去来》以明志。随后隐居浔阳南村,过着“含欢谷汲,行歌负薪,翳翳柴门,事我宵晨”的隐士生活,义熙末年,征著作佐郎,不就。
    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慧远,彭城刘遣民亦遁迹匡山,渊明又不应征命,世谓之“浔阳三隐”。江州刺史王弘。欲结识之,不能致也。
    但在“三隐”中,有两位是“莲社”高贤,渊明亲家及亲家之族张野、张诠,也都是慧远法师高足,因此他常往庐山,造东林寺拜访慧远法师,他患有足疾,每次出门令门生及二子肩竹舆前往,一谈竟日。是时慧远法师年近八十,而渊明才“知天命”,年令差距可以说是一老一少,但是法师非常欣赏他的孤介、自然、知足、仁厚,尽管有时在讨论哲学观点时言语有相牴牾,法师也不计较,还是非常敬重他的,多次劝他加入莲社,甚至还破戒允许他喝酒。结果渊明还是攒眉而去。后来唐代诗僧贯休,对远公与渊明方外之交大加赞颂,在他《游东林寺》诗中,曾这样写道:爱我长官醉兀兀,送陆道士行迟迟。买酒过溪皆破戒,斯何人斯师如斯。
    尽管陶渊明拒绝参加莲社,但他到了晚年,思想上还是有所变化,大约宋永初元年(420年)渊明已经五十六岁了。由于长期生活的颠簸,使他逐渐认识到人生旅途的虚幻和艰难,特别在他好友慧远、刘遗民、张野等相继去世后,心中受了很大的震动,他对生死观有了新的认识,当莲社中人再次劝他加入莲社时,他也打算整理行装,加入莲社,辞别亲友,可在临行时坐下来想一想,还是不去的好,他觉得邻里说长道短到不在乎,就怕到了莲社认识不一致发生争端,会永远为世人讥笑。最终还是未加入莲社。他留下的“拟古”组诗中第六首,就完全证明这件事,诗曰:“苍苍谷中树,冬夏常如兹。年年见霜雪,谁谓不知时?厌闻世上语,结友到临淄。禝下多谈士,指彼决吾疑。装束既有日,已与家人辞!行行停出门,还坐更自思;不怨道里长,但畏人我欺,万一不合意,永为世笑嗤!伊怀难具道,为君作此诗”。陶渊明隐居生活达22年,与慧远法师以及莲社高贤交往甚密,虽没有加入莲社,但莲社高贤因佩服渊明崇高纯朴,不仅不以他不入莲社为憾,反引以为荣。后来北宋著名诗人黄庭坚还写两道诗来赞美他:“白莲种台尽无尘,千古风流社里人。禅师定知谁束缚,过溪沽酒见天真”。“胜地东林十八公,庐山千古一清风。渊明岂是难拘束,正与白莲出处同”。
    陶渊明去世后,但他与东林寺的关系,却成为千秋佳话,到明朝时,东林寺长舌轩还挂有《攒眉图》,题壁有《攒眉诗》,这些都说明东林寺永远不会忘记这方外之交的的朋友。
 
    陆修静:(406—477),字元德,吴兴东迁(今浙江吴兴东)人。三国吴丞陆凯的后代。生而异俗,笃为文籍,穷究象纬,宋元嘉末,因在建康卖药,宋文帝闻其声誉,特命左仆射徐湛邀之,先生固辞不願。太初年间,北方混战,人心骇疑,遂溯江南游,爱匡庐之胜,结庐在金鸡峰下,沐浴浩气,挹漱元精,精心颐神,炼丹采药,创立了著名太虚观。从而推动了庐山的道教。宋泰始三年,奉命至建康在崇虚馆讲道,他广集经文加以编辑然后编成经戒、方药、符图等1228卷。分为三洞奠定了《道藏》初步基础。他所撰《三洞经书目录》为最古一部道藏书目。又著有斋戒仪范、道家仪式也因而完备。所以陆修静在道教界中声名显赫,同远公之于佛教,渊明之于儒教十分相似。宋后废帝在元徽二年赐谥号为“简寂先生”,他居住的太虚观也改名为“简寂观”。到了北宋时代,宋徽宗笃信道教,又加封他为“丹元真人”。
    在宋以前,骚人墨客吟咏诗作大多是咏远公送客不过虎溪桥。像李白、孟浩然都做过这方面的诗。可是到了宋代,却传出了陶渊明、陆修静与慧远大师相见甚欢,畅谈竟日兴犹未尽,远公送别时边走边说,不知不觉地过了虎溪桥,这时“神虎”,突然大吼起来,于是三人大笑而别。宋代画家李伯时,石恪还画了《三笑图》,诗人苏东坡、黄庭坚还写了“三笑图赞”等等。事本出乌有,故事却很生动,这充分反映了宋代以来在知识界中想调和儒、释、道三教的一种崇高愿望,因此至今仍盛传不衰。
 
    谢灵运:(385年—433年),陈郡陽夏(今河南太康)人,移籍会稽,幼时寄养于外,因名“客儿”,世称“谢客”。祖玄,晋车骑将军,父瑍,为秘书郎,早亡。他幼便聪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南莫逮。袭封康乐公,时人又称他为谢康乐。除员外散骑侍郎,不就。
    义熙元年,为琅玡王大司马参军。后刘毅为豫州刺史,深爱其才,又蒙延致。义熙七年四月,毅改为江州刺史,灵运随毅从当涂来江州,由于他仕途多遭挫折,产生了契合宗教观念。又素慕远公大德,特去东林敬谒。本来他为性褊激,多愆礼度,但及见远公,竟“肃然心服”,并向远公提出要加入莲社,远公对这位出身士族,年青气盛的灵运,心存顾忌,拒而不纳。并曰:“子发鬒而须美,面与身戾,非令终之相,请多行阴德,戒饬三年而后可”。灵运对曰:“学道之心,安以貌耶”。远公笑而不答。
    第二年,灵运从刘毅奉调江陵,不久,刘毅伏诛,他又从江陵返建康。路经庐山,特拜访远公。他虽未入社,却深信佛教,在东林居住将近一年,他懂梵文,就在东林寺后山译经台翻译了《涅槃经》。影响极大,后世不少诗人咏此事。其中宋谢逸《翻经台》一诗,描述的最为体贴,诗曰:“足蹑云端履。手展贝叶经,税驾妙高台,几研陈轩棂。朱墨纷在眼,梵宇森如星,台倾人已寂。声名霭余馨”。在译经期间,远公常与他探讨佛经玄理,二人竟成忘年之交,尽管五代诗僧贯休评他“谢公心乱入无方”,而宋黄庭坚却诗曰:“谢公心乱去还来”。正说明谢灵运对东林寺是有深厚感情的。
在东林期间,灵运广施资财,为东林穿凿莲池三所,播种莲花,博得莲社高贤和寺僧称赞。
    义熙八年远公五月在香炉峰下背山临流,营筑龛室,妙算画工,淡彩图写,建成佛影台,大师自撰《影铭》,并派弟子道秉赴京城,请谢灵运作铭和序,灵运欣然领命。援笔即书,文字极其华丽流畅,既表彰了佛影功德,又表达了对运公的崇敬,感情充沛,溢于言表。
    义熙十二年远公圆寂,灵运闻其恶耗,悲恸欲绝,在义熙二年春,远致祭礼,并含泪挥就《远公祖师塔铭》。以简洁文字回顾了远公的一生,热情肯定远公的重大影响。其文云:“既道渐中土,名流遐域,外国诸僧,咸来向礼,非夫道深德广,焉能使显默同归,异域致敬”。从内心道出了他极其敬仰的心情,深得佛教界的好评。
    宋元嘉八年,灵运往临川赴任内史,特绕道入庐山东林,又为远公作《庐山慧远法师诔》来祭奠远公,文中除极力推扬远公盛德外,还阐述了他的敬仰和哀思。文章起首云:“昔释安公振玄风于关右,法师嗣法流于江左,闻风而悦,四海同归。尔乃怀仁山林,隐居求志。于是众僧云集,勤修净土,可谓五百之季,仰绍舍卫之风,庐山之隈,俯传灵鹫之旨,洋洋乎未曾闻也”。
    接着写远公弘法,风采照人:“朗朗高堂,肃肃法庭,既严既净,愈高愈清,从容音旨,优游仪形,广演慈悲,饶益众生”。
    文中最后他以极其悲伤心情,写出自身的感受,他说“自昔闻风,志愿归依,山川路邈,心往形违。始终衔恨,宿缘轻微,安养有寄,阖浮元希,鸣呼哀哉”!
    这一切都充分说明,谢灵运虽身未入社,而心早已入社,他对东林寺的贡献,是历史不可磨灭的。
 
    张孝秀:字文逸,南阳宛人也。徒居浔阳,孝秀长六尺余,白皙美须眉。仕州中从事史。遇刺史陈伯之叛,孝秀与州中士大夫谋袭之。事觉,逃於盆水厕,有商人置诸褚中,展转入东林,伯之得其母郭氏,以蜡灌杀之。孝秀遣妻妾入匡山,修行学道。服阙,梁建安王召为别驾。寻去职归山,居东林寺,有田数十顷,部曲数百人,率以力田,尽供山众,远近归慕赴之如市,孝秀性通率。不为浮华,常冠谷皮巾,蹑薄履,手执麈尾,冬卧于石上,博涉群书,专精释典,僧有亏戒律者,;辄集众佛前,作羯磨而笞之,多能改过,善读论,工录书,明习诸艺能,梁武帝普通三年卒,室中皆闻异香,梁简文帝甚伤悼,在他与刘慧斐书中,还述张孝秀贞白云。
 
    刘慧斐:字宣文,彭城人也。父元直任淮南太守。斐少博学,善属文,初仕梁安成王法曹行参军。还都时,途经寻阳,游览匡山,遇处士张孝秀,相得甚欢,遂有终焉之志,竟不仕,居东林寺,又於山北构園一所,自居其中,号曰“离垢园”。时人称他为“离垢先生”。他在山居期间手写佛经二千余卷。常所诵者百余卷。昼夜行道,孜孜不怠,远近钦慕之。宋简文帝临江州时,还遗赠他几杖,并云:“自远法师没后将二百年,始有张刘之盛矣”。宋元帝和武陵王还与他书问不绝。梁武帝大同三年卒。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其先为山西太原人,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贞元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及左赞善大夫,因上表要求严缉刺死宰相武元衡的凶手,而得罪权贵,被贬为江州司马。
    长庆初任杭州刺史,倡导“新乐府”,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他与元稹在一起共倡“元和体”,因此后世人都“元、白”并称。宝历初,任苏州刺史后官至刑部尚书。
他从小聪颖过人,七个月能识“之无”二字。五、六岁能诗,九岁能辩声律,十一岁离家远游,过着流离颠沛生活。开元十五年,明经及第,他读书非常刻苦,在他与《元九书》中,自述年轻时代勤奋苦读的状况。云:“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口舌长疮,手肘成胝”。其刻苦程度,可见一斑。
    白居易一生好佛,所学的极其博广。他自云:“栖心释化,通小中大乘法”。
    唐贞元未,他曾与元稹一起“外服儒风,内崇梵行”经常听庾七玄师谈佛,修持律宗和净土宗。
    《五灯会元》卷四:记载有他与佛教的关系:“杭州刺史白居易,字乐天,久参佛光得心法,兼禀大乘金刚宝戒 。元和中,造于京兆善法堂,致四问(是指与洪州禅惟宽禅师的对答)。十五年,牧杭州,诣鸟窠和尚,有问答语句。尝致书于济法师,以佛无上大慧演出教理。安有徇机高下,应病不同,与平等一味之说相反。援引《维摩》及《金刚三昧》等六经,群二义而难之,又以五蕴十二因缘说名色,前后不类,立理而正言。并钩深索隐,通幽洞微,然未见法师酬对。后亦鲜有代答者,复受东都凝禅师八渐之目,各广一言而为一偈。释其旨趣,自浅入深,犹贯珠焉。凡守任处多访祖道,学无常师。后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罄已俸修龙门香山寺。寺成自撰记,凡为文动关教化无不赞美佛乘”。这充分说明白居易与佛教之因缘,同时也表现了他探研佛理之深和他的功德教化。
    有一次他去拜访鸟窠和尚。和尚居杭州秦望山一棵大树上,山势险峻。白居易前致之曰:“禅师居其险矣”。师曰:“太守危险更甚”。白曰:“弟子位镇江山,何险有之”。师曰:“薪火相变,识性不停,得非险乎?”又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诸恶不作,众善奉行”。白曰:“三岁孩儿也解恁么道”。师曰:“三岁孩儿虽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作礼而退。
    贞元十六、七年之间,白居易进士擢第之后,曾两度在洛阳小住,认识了东都圣善寺法凝禅师,求得欢、觉、定、慧、明、通、济、捨等八字心要,并且充分发挥义蕴写出《八渐偈》。“自浅之深,琳瑯尽至”。法凝禅师可谓白居易的佛学启蒙导师。
    贞元十九年,白居易从佛光如满禅师接受斋戒,常出入圣善寺。正如他诗所云:“每日斋戒断荤腥,渐觉尘劳染爱轻”。他和如满禅师住持三十五年的方丈情谊。晚年并于香山共结香火社,自号香山居士。他笃信净土宗,他曾说“南祖心应学,西方社可投”。
    白居易一生作了很多的诗,是唐朝一位多产作家,因此他自己也认为他“前生应是一诗僧”。但以内容上来说,他的诗作中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谈社会政治的讽吁诗,另一类是谈人生的“忧生”诗,这些诗都体现了他的佛家世界观、人生观与生死观,对世俗起了一种“教化”作用。从他谈禅诗中,完全表达过他的佛家世界观。
    须知诸相皆非相,若往无余都是余。
    言下忘言一时了,梦中说梦两重虚。
    空花岂得兼求果,阳焰如何更觅鱼?
    摄动是禅禅是动,不禅不动即如如。
    这是说万物诸相都非实相。“有余”者是指感觉和理性所感知的事物之外还有“极隐”的佛家真谛。在认识无余中却可以参得有余。言与忘言也是辩证的统一,在梦中说梦是双重的虚幻。错觉中出现的花当然不会结出果来,而在幻觉中把阳焰当作湖水,也不能从中寻觅到鱼。总之,静是禅,动也是禅,任运随缘才能达到真如。在这种“自然”的世界观下变形成了白居易戏论人生,达观生死的人生哲学。
    白居易贬滴江州以后,对佛教的信仰更为真切,经常轻骑简从,来到东林寺,甚至风雪之夜,都到东林住宿,在他《宿东林》诗中曾写道:“经窗灯焰短,僧炉火气深。索落庐山夜,风雪宿东林”。他非常热爱东林,连新年他都懒得在官衙应酬,来到寂静的东林寺学禅,在他《正月十五日宿东林学禅,偶怀兰田杨主薄,因呈智禅师》一诗中,诗人完全透露了他初入佛门的感受,和生活上的变化。诗曰:“新年三五东林夕,星汉迢迢钟梵迟。花县当君行乐夜,松房是我生禅时。忽看月满还相忆,始叹春来自不知。不觉定中微念起。明朝更问雁门师”。还有《春游二林寺》一诗,都表达他与佛结缘之情怀。“身闲易淡泊、官散无牵泊,缅怀十八人,古今同此适”。虽然那时他只有43岁,由于仕途坎坷,生活的颠簸使他不得不产生消极循世情怀。他以“依僧欲观妙”的心情,往来于东西二林,并与凑、满、郎、晦四大法师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还布施资财,续建东林多罗藏之西廊。又为景云法师作石塔碑铭,为凑公大师作塔偈铭。
    元和十二年白居易在《暮岁》一诗中,完全表达了离尘隐居之心态。“名官忘已矣,林泉计如何?拟近东林寺,溪边结一庐”。在他这种思想支配下,于是在二林之间香炉峰下,筑草堂而居,而且自赋《草堂记》写道:“待予异时弟妹婚嫁毕,司马岁秩满,出处行止。得以自遂。则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书,终老于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
    在东林历史上他吟咏东林最多,诗、文、碑铭,是他江州时诗作中约占三分之一,可见东林对他影响,他对东林感情是多么深刻。连他后来任忠州刺史时,还念念不忘东林。如《春忆二林寺旧游,因  朗、满、晦三上人》。“一别东林三度春,每春常似忆情亲。头陀会里为逋客,供奉班中作老臣。清净久辞评香火伴,尘劳难索幻泡身。最惭僧社题挢处,十八人名空一人”。
    长庆二年二月,他被改任杭州刺史,在赴任途中路过江州,还特意来到阔别三年的东林。又《重题》诗:“泉水尚依依,林疏僧亦稀。何年辞水阁,今夜宿云扉。漫献长扬赋,虚掷薜荔衣。不能成一事,赢得白头归”。
太和九年,白居易已经63岁,他应东林寺僧之请,将自己一生用心血凝成的诗文共2964篇,汇成60卷,名曰《白氏文集》。其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昔年为江州司马时,常与庐山长老,於东林寺经藏中,披阅远大师与诸文士唱和集卷。时诸长老请余文集亦置经藏,唯然心许,他日致之,迨兹余二十年矣”。白居易不仅信仰佛教,而且是一个虔诚佛教徒,正如他“闲吟”中所说“自度苦学空门法,窃尽平生种种心”。他与济上人论佛法时,自称弟子,他还秉佛教慈悲精神,放生鸡、鱼、孤雁等生灵,并说:“我肉众生肉,名殊体不殊”。
    六十八岁时,他身患风痹之疾,更是以西方极乐净土为依皈,他将俸钱三万,命工人杜宗敬按《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彩绘西方极乐世界图及弥勒像、西方三圣像,并虔诚焚香礼拜,回归众生离苦得乐。《莲邦诗选》载有他的《念佛偈》诗:
    余年七十一,不复事吟哦,看经费眼力,
    作福畏奔波。何以度心眼,一声阿弥陀。
    行也阿弥陀。坐也阿弥陀,纵饶忙似箭,
    不废阿弥陀。日暮而途远,吾生已蹉跎。
    日夕清净心,但念阿弥陀,达人应笑我,
    多却即改陀。达又作应生?不达又如何?
    普劝法界众。同念阿弥陀。
    在他七十五年岁病笃时还嘱家人把他葬在香山寺佛光如满禅师的坟墓之侧。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四川眉州眉山人,父洵,弟辙。合称苏门三学士。二十一岁时,赴京应试,第二年,与其弟中同榜进士,甚得欧阳修赏识,后授大理评事签书风翔府判官。苏轼主张改革,但又与王安石等新派政见不同,其性格耿直,不愿“视时上下,而变其学”,所以新派老派都不能容他,曾被弹劾入狱并远滴广州英德和海南儋县。司马光执政时,他才被征任翰林学士知制诰之职,后又出任杭州知府,政绩颇清。
    苏轼的佛学修养是有家学渊源的。父洵对佛教涉足颇深。与当时名僧居纳大师、宝月大师均有往来。在僧传中还把他列为居纳法嗣,其母好亦笃信佛教。父母去世后,苏轼把他们生前爱物,全部施给佛寺。以修冥福。他在《真相院禅迦舍利塔铭叙》中云:“昔予先君文安主簿赠中大夫讳询,先夫人武昌大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宝”。早年他受韩愈的影响对佛教还有异议,但随着宦海沉浮,世情冷暖,使他看透了人生,对谈禅学佛逐渐产了兴趣。特别在谪贬英州后,才真正归诚佛僧,自号东坡居士。其实,他早在嘉佑末年已开始接触佛学。他在写《王大年哀辞》中曾有这样记载:“嘉佑末,予以事歧下,而太原王君讳字大年,监府诸军……予始未知佛法,君为言大略,皆推见至隐而以自证耳,使人不疑,予之喜佛书,盖自君发之”。看来,这位同僚王大年是苏轼入佛的第一位启蒙老师。而苏轼之所以信服者,正因为王能“推见至隐而以自证耳”这是指佛家之神通而非禅悟也。不久抵荆南,闻玉泉皓禅师机锋不可触,公拟抑之,即微服求见。泉问:“尊官高姓”。公曰:“姓秤,乃称天下长老的秤”。泉喝曰:“请问这一喝重多少?”。公无对,于是施礼拜之。
    元丰在年,因“乌台诗案”,苏东坡从湖州太守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那时他思想中,既有儒家的“乐天知命”,又有老庄的“旷达”,同时也有道家的“清净无为”和佛家“虚空无我”等杂家思想。后来因在他政治上历遭波折几乎死里逃生,心魂受了更大震撼,因此“闭门却扫”开始思考生命的真谛,研究如何得到心灵的平安,然后得出了“归诚佛僧”。他在《安国寺记》中作了较好的表白,他说“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住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亡,身心皆空”。
    元丰七年,皇帝下诏,把他从黄州调至汝州,职位不变,路经寻阳特访庐山,首先到园通寺,那里有他的父亲苏洵的好友,还有其弟苏辙与该寺长远慎禅师有喝和之作,然后与参寥和尚到东林寺,见东林寺已恢复四年前面貌,他心里非常高兴,于是在东林寺住下,与主持常总禅师(法名照觉)就“无情”二字,彻夜长谈,第二天一早他就呈上一偈。偈云:
    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法净身?
    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君?
    意思是说:那潺潺的溪水声已体现了佛的广长舌(佛相之一),那寂静的山陵岂不就是佛的清净本身吗?“无情”(无生命的事物),也都具有佛性,无情和有情,只是一种假象而已。这却说明他已悟出了禅机。所以说,照觉法师才是真正是他启蒙老师。但在四年前,苏轼偕弟辙也是曾上过庐山,但没有到东西二林,故苏辙有《不到东西二林》诗:“山北东西寺,高人远永师。来游亦前定,回首独移时。社散白莲尽,山空玄鹤悲。何年陶靖节,溪上送行迟”。这次来,东西二林均已修复,所以他不仅向东林禅师献偈,同时在游西林寺时,还兴致勃勃然地挥笔题就《题西林壁》那首千古绝唱。
    东坡喜交游,与当时许多名僧如契嵩、慧辨、辩才、梵臻、怀琏都有交往,自夸“吴越名僧与余善者十九”其中特别与佛印和尚机缘最深,因此有许多机锋故事,成为千古美读。下面仅举一例:
有一次佛印禅师将要登坛说法,东坡闻讯赶到,已席无虚座,印曰:“这是无端明坐处”。坡曰:“借师四大作禅床”。印曰:“老僧有一问,若答得,即与四大为禅床。若答不得,请留下玉带”。坡曰:“法师问”。印曰:“老僧四大皆空,五阴非有,端明向甚坐处?”坡无语。印召侍者,留下玉带。事后东坡赋诗詠此事曰:“百千灯作一灯光,尽是恒沙妙法王,是故东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禅床。病骨难堪玉带围。钝根仍落箭锋机……”。
    由于他的彻悟,他因此在后来诗作中常常蕴有大量的禅理如他《如梦令》二则。“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芳君挥肘时。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
“自净方能波净,我自汗流呀气,寄语澡浴人,且共肉身游戏。但洗,但洗,俯为人间一切”。
    第一首:他是借入浴寓寄超俗的禅境。水本代表洁,垢代表污染。但在禅的最高境界中,是不分清污的,作为一个得道居士,自然是“本来无垢”。第二首:则是从另一角度来写,只有自度才解度人,自悟才能悟人,把浴比作是禅悟,所以要求人们“但洗,但洗,俯为人间一切”。
    因此苏东坡不仅是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画家、大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个虔诚佛教经瑜珈修行者。东坡居士,永远是人民的崇拜者。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北宋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英宗治平年间进士,哲宗时曾入秘书省任秘书丞,后迁著作佐郎。因修史“多诬”遭贬。
黄庭坚天资聪颖,博览群书,七岁能诗,有一次他看见村外有牧童骑着车,手里拿着自制的短笛。在微风飘拂下,吹着那无腔的小调,声音十分悦耳,诗人诗兴油然而生,于是拿起笔来就在白纸上写了一首七绝:“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垅闻。多少长安名利容,机关尽算不如君”。虽然短短四句,却道出了深邃的禅意。为什么黄庭坚从小就有这样禅心呢?原因是,黄庭坚的家乡有座南禅寺,离他家很近,他时常到那里去玩,有时也听到禅师说一两句禅学,他慧根深厚,因此容易接收,加上他祖母仙源君又是一个虔诚禅宗门徒,他从小随祖母生活,长久的薰陶,使他在幼小心灵中就埋下了轻视名利,响往淡恬的生活,一种朦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又如《溪如吟》:“在世崇名节,飘如赴烛蛾。及汝知悔时,万事蓬一窠”。这都说明了他轻视名利,并把当时在长安那些趋名逐利之徒,比着扑烛之蛾。语言朴实,感情真切。而真正具有禅意,还是他后来的诗。如《次韵十九数台源》:“人曾梦蚁穴,鹤亦怕鸡笼。万壑秋声别,千江月体同”。“月印万川”世上一切本属虚幻,“一切皆一”,这些禅理,都为他后来皈衣佛教,奠定了基础。他很不幸,不仅是仕途上屡受波折,而且在精神上也承受了多次的折磨,他两次丧妻。生活也常是颠沛流离。他厌倦人生,息心禅机,并且戒晕戒酒。《五灯会元》卷十七寺没有《太史黄庭坚居士》条目。直录如下:“太史山谷居士黄庭坚,字鲁直。以般若夙习,虽朊仕澹如也。出入宗门,未有所向。好作艳词,尝谒圆通秀禅师,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于此乎?”秀方戒李伯时画马事,公诮之曰:“无乃复置我于马腹中邪?”秀曰:“汝以艳语动天下人淫心,不止马腹中,正恐生泥犁耳”。公悚然悔谢,由是绝笔。惟孽孳于道,著《发愿文》,痛戒酒色,但朝粥午饭而已。往依晦堂,乞指径捷处。堂曰:“祗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者。太史居常,如何理论?”公拟对,堂曰:“不是!不是!”公迷闷不已。一日侍堂山行次,时岩桂盛放,堂曰:“闻木犀华香么?”公曰:“闻”。堂曰:“吾无隐乎尔”。公释然,即拜之。曰:“和尚得恁么老婆心切?”堂笑曰:“只要公到家耳”。久之,谒云岩死心新禅师,随众入室。心见,张目问曰:“新长老死学士死,烧作两堆灰,向甚么处相见?”公无语,心约出曰:“晦堂处参得底,使未著在”。后左官黔南,道力愈胜。于无思念中顿明死心所问。报以书曰:“往年曾蒙苦苦提撕,长如醉梦,依稀在光影中,盖疑情不尽,命根不断,故望崖而退耳。谪官在黔南道中,昼卧觉来,忽尔寻思。被天下老和尚谩了多少?惟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为也,不胜万幸”。后作晦堂塔铭曰:“某夙承记莂,堪任大法。道根未圆,而来瞻窣堵,实深宗仰长叹。乃勒坚珉,敬颂遗美”。公复设苹蘩之供,祭之以文,吊之以偈曰:海风吹落楞伽山,四海禅徒着眼看。一把柳丝收不得,和烟搭在玉栏干”。因此,黄庭坚被禅门定为临济宗南岳十二世黄龙祖心禅师的法嗣之一。他常自白云:似僧有发,似俗无尘,作梦中梦,见身外身,(《能改斋漫录》卷七引)。俨然是一副神清骨寒,超凡脱俗的世外高人和佛门高士的形象。
    黄庭坚与东林寺,说起来也是一个机缘。元丰七年(1084年)黄庭坚正在“不惑”之年。他从知太和县调监山东德平,赴任之前,回浔阳省亲,特造访庐山名刹——东林寺。这一年,恰恰苏东坡也从谪居黄州迁汝州,夜行武昌,然而顺江而下,到达寻阳,在参寥和尚陪同下也上了庐山,先去园通寺,然后再到东、西二林。这时东、西二林已恢复了四年前的面貌,东坡心里非常高兴。于是在东林停留下来。有一天,他正与参寥和尚在东林寺林荫小道上散步不期与黄庭坚迎面相遇。黄素慕东坡大名,因此上前向东坡深深一揖并说:“ 在下就是黄庭坚,素慕先生大名,无缘相见,今日相遇,真是天赐机缘” 。东坡听后也非常高兴并说:“久闻大名,今日幸会。”接着又问道:“令舅和令岳近况如何?” (原来黄庭坚舅舅李常和岳父孙觉都是东坡密友)庭坚一一作答。于是二人边走边谈。非常融洽,黄庭坚借东林寺白莲为题主即口占一首:“白莲种出净无尘,千古风流社里人。禅师定知谁束缚,过溪沽酒见天真。”东坡听了之后,却笑而不答,本来这首诗,写法新颖,赞颂净土,为什么又不答呢?苏东坡认为:黄庭坚还未悟到佛门的真谛,因此禅净不分。庭坚见东坡不语,认为不佳,接着又占一首“胜地东林十八公,庐山千古一清风。渊明岂是难拘束,正与莲花出处同。”当念到最后一句时,东坡拍手叫好。于是二人慢悠悠地从东林寺步行至西林寺。当他们到达西林以后,苏东坡看见刚恢复的西林,粉白的墙上,留着许多前人的诗句,诗兴大发,转身一望面前的庐山,在云雾飘渺中时隐时现,始终看不到他的全貌,于是禅机顿生,马上叫参寥和尚捧来石砚,庭坚在旁为他磨墨,然后苏东坡提起斗大的羊毫,濡满了墨,就在西林寺西壁空隙地方,潇潇洒洒写下《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寓寄着人生旅程,由于立场观点不同,对待事物看法却不一致。因此要求人去观察事物必须全面,否则就陷于片面,而产生了错觉,得出错误的结论,这首富于哲理含意极深的诗作,被后世之人誉为千古绝唱。黄庭坚也极其佩服,连声称赞并道:“你老横说直说,了无剩语”。
    黄庭坚不仅才气横溢,性格也较孤僻,特别在仕途屡遭挫折后,他非常淡漠人生,喜从左僻的典例句中,峭刻生新,他认为诗家之病有二:一是“忘念”的干扰,二是文字的束缚,客观事物一结合诗人的主观情感,就会染上主观的偏激。他赞成心境澄澈,诗文才妙。“啼猿非有恨,行客多自悲”这说明他要求做诗文也要求助于禅家治心工夫。圆圈外一点他主吸其自然,不可能求,他说:“不可凿空强作,待境自生则自佳尔”顿悟一瞬间,达到心境相合,手心相应的自然境界。他喜欢据经引典,用前人的句子,但不抄袭。他常说:“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粒,点铁成金也”。如他《寄黄几复》诗云:“寄雁传书谢不能”前四字是古人之陈言,但加上“谢不能”三字,句意就变成新颖了,这就是“点铁成金”之所在。由于他见解不同,诗文之风,自成一格被人抵为江西诗派的领袖人物。黄庭坚晚年在四川涪陵居位,自号涪翁。北宋吕本中创作一张《江西崇派图》,江西诗派也因而得名,后人云:“工部百世祖,涪翁一灯传”都充分说明他在江西诗派中的领导地位。
 
    陆游:(1125—1210),南宋爱国诗人,字务观,越州山阴(今淅江绍兴)人,十二岁能诗善文,荫补登郎,锁厅荐送第一,名列当时宰相秦桧之孙秦埙之前,秦桧得知后,非常气愤,不仅将陆游名字除掉,还降罪那些主事的官员,第二年,应礼部主事试,陆游又名列前茅,秦桧又将他名字除掉了。由是为秦桧所嫉,无法再参加朝廷考试。直至秦桧死,孝宗即位,陆游已经快四十岁了。孝宗素闻陆游有才能,特赐他进士出身。迁枢密院圣政检讨官,但由于与同僚政见不同,不久免去。以后几年,好不容易才做几年外官,如镇江通判和隆兴(今南昌)通判等小职。乾道六年入蜀任夔州通判。乾道八年,王炎出任四川宣抚史,聘他在帐下作幕府,从此开始军旅生活。范大成帅蜀时,深爱陆游之才,招为参议官。以文字交,出入帅府时,不拘体法,人讥其颓放,他听了后不仅不生气,反将自己名字改为放翁。后又知严州。赴任之前孝宗特召见他并说:“卿笔力回幹甚善,非他人所及”除军器少监。绍熙元年,任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后任他同修三朝国史升宝章阁侍制。
    陆游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他出生于宣和末年,次年北宋就灭亡了,由赵構组织王朝,把京都建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他们凭借长江天险,加上向金纳帮称臣,才赢得半壁江山,他们不思中原的沦丧,却过着“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苟安生活。但是大多数官员,其中也包括陆游,他们力主抗战,恢复中原,多次上疏,要求朝廷蓄精养锐,加强国力,然后抗击金兵,收回失地,他说:“赋敛之事宜先富室,征税之事宜接大商”。他这些好的建议,却被那些投降派截住了,不但不采纳,反将他的职务撤了。结果只好回家闲居,这一居就是五年,五年的漫长时间,陆游的内心,充满着斗争,“少年妄起功名业,岂信身闲心太平”。然而报国无门,倒实领悟到了黄庭坚“闲暇无事心太平”的境界了。 但作为一个爱国诗人,他的心又如何能“太平”呢。他在《道七见赴扬州师幕》“初报边烽照石头,旋闻胡马华瓜州。诸公维听蒭荛策,吾辈空怀畎亩忧。急雪打窗心共碎,危楼望远涕俱流。岂知今日淮南路,乱絮飞花送客舟。”感情真挚,句句是泪。
    乾道六年陆游复职,任通判夔州军府事,不幸又病倒了,直至第二年才从山阳起程,走了160天,每天都写日记,共6卷,总称《入蜀记》。八月初官船进入江西境内彭泽,便舍船登陆,九日上午到东林,下午游西林,都作了详细记载。其名曰:《游庐山东西二林记》:“至东林太平与龙门寺,寺正对香炉峰。峰分一寺东行,自北而西,环合四抱,有如城郭。东林在其中,相地者谓之倒挂龙格,寺门外虎溪,本小涧,比年甃以砖,但若一沟,无复古趣。予劝其主僧法才去砖,使少近自然,不知能用吾言否?食已,煮观音泉,啜茗。登华严罗汉阁,阁与庐舍阁钟楼鼎峙,皆极天下之壮丽,虽闽浙名兰所不能逮,遂至上方五杉阁,舍利塔、白公草堂。上方者,自寺后支径,穿松阴,蹑石磴而上,亦不甚高。五杉阁前,旧有老杉五本,传以为晋时物,白傅所谓大十尺围者,今又数百年,其老可知矣。近岁、主僧了然辄伐去,殊可惜也。塔中作如来示寂像,本宋佛驮跋陀尊者、自西域持舍利五粒来葬于此。草堂以白公记考之,略似故处。三间两柱,亦如记所云:其他如瀑水莲池亦皆在;高风逸韵,尚可相见。白公尝以文集留草堂,后屡亡逸。真宗皇帝尝令崇文院写校,包以班竹秩送寺,建炎中又坏于兵。今独有姑苏版本一帙,备故事耳。草堂之旁,又有一故址。云是王子醇枢密庵基。盖东林为禅苑,始于王公,而照觉禅师常总实第一祖,总公有塑像,严重英特人也,宿东林。
    九日晋慧还远法师祠堂及神远殿焚香,憩官厅堂中,有耶舍尊者,刘遗民等十八人像,谓之十八贤。远公之侧,又有一人,执军持侍立,谓之辟蛇童子,传云:东林故多蛇,此童子尽拾取,投之蕲州。神运殿本龙潭,深不可测,一夕鬼神塞之,且运良材以作此殿,皆不知实否也。然神运殿三字,唐相裴休书,则此说亦久矣。官厅重堂邃庑,厨厩备设,壁间有张文潜题诗。寺极大,连日游遍,犹不能遍。唐碑亦甚多,惟颜鲁公题名,最为时所传。又有聪明泉在水丈之西;卓锡泉,在远公祠堂后,皆久废不汲,不可食,为之太息。
    食已,游西林乾明寺。西林在东林之西,二林之间有小市,日雁门市,传者以为远公雁门人,老而怀故乡,遂仿佛雁门邑里作此市,汉新丰之比也。西林本晋江州刺史陶范舍地建寺,绍兴十五年间方为禅居。偏小非东林比;又绝弊壤。主僧仁聪,闽人。方渐兴葺,然流泉泠泠,环绕庭际。殊有野趣。正殿释迦像著宝冠,他处未见,僧云:唐塑也。殿侧有慧永法师祠堂。永公盖远公之兄,像下虎偃伏,又有一居士立侍,不知何人。方丈后有砖塔,不甚高,制度古朴,余登三级而止。东厢有小阁,日待贤。盖往时馆客之地,今亦颓弊。东西林寺旧额,皆牛奇章八方书。笔力极浑厚,西林亦有颜鲁公题名,书家以为,二林题名,颜书之冠冕也”。曰:这篇游记,不仅文笔流畅,叙事准确殆尽,是篇非常有价值的历史材料。
    庐山风景再美,但诗人压抑的心情无法排遣,前途渺茫,匡复大计无望,唯一的安慰,来到东林寺,忘却那暂时的烦恼,当晚就写下《初游东林》:“从军忆在梁州好,心拟西征草捷书。”铁马但思经太华,布帆何意拂匡庐。计谋落落知谁许?功世悠悠定已疏。尚喜东林寻旧社,月明清露湿芙蕖。
    陆游第二次到东林寺,是在八年以后,这年六月,他应朝廷诏书,要他进京入对,路过寻阳,又特访久别的东林寺。长久戎马倥偬,难得一静,于是就在东林寺宿,寂静的夜晚,朦胧的月色,使诗人暂时忘却那宦海沉浮的遭遇。随缘自适,不觉吟了一首七律《六月十四日宿东林寺》。“看尽江湖千万峰,不嫌云梦芥吾胸。戏招西寨山前月,来听东林寺里钟。远客岂知今再到,老僧能记昔相逢。虚窗熟睡谁惊梦,野碓无人夜自春。”
 
    岳飞:(1103—1142),字鹏举,相州汤阴人,他是南宋时期一位杰出的抗金英雄。建炎三年,金兀术渡江南进,当时飞在宗泽麾下任留守司统制,率军抗金,屡建奇功,历任少保,河南北诸路招讨使,后累任枢密副使。因他力主抗金,终为秦桧所害,年仅三十九岁。但从岳飞生平来看,虽然他出生行伍,戎马倥偬,但他却喜欢文学,每到一处,就即兴抒怀,撰文题壁来抒发自己的抱负和情怀。他的思想、创作和行为不同程度都受到佛教的影响。因此他与庐山东林寺慧海法师就结下了一段善缘。
    早在建炎四年四月,岳飞在《广德军金沙寺题壁记》记叙:“余驻大兵宜兴,沿干王事过此。陪僧僚,谒金仙,徘徊暂憇。遂拥铁骑千余,长驱而住。然俟立寄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既反映了岳飞收复失地,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记载了他崇信佛教,他能“陪僧僚”谈心,同时也拜“谒金仙”的一段史实。
    建炎二年,李成、何世清二盗以庐山为巢,拥从十余万,游戈于江西、湖广等地,忧乱国家,为害百姓。东林寺也被他们毁坏无几。为了稳定后方,保护百姓,绍兴之年,岳飞奉命率军前往江南西路,讨伐李成,途经徽州祁门县时,在《东林寺中题记》中说:“ 俟他日殄灭盗贼,凯旋回归,复得至此,即当聊结善缘,以慰庵僧”。这些都说明了他对佛教是有所信仰。
    绍兴二年,岳飞以八千兵力,出奇制胜,大破李成。结果授武安军承宣使,屯军江州。庐山东林寺,是一座佛教名寺,岳飞在闲暇时候,也经常往东林寺游览,并且和当时主持慧海法师结下深缘,他们二人论佛谈禅,诗文酬喝,来往甚密。
    绍兴四年岳飞奉命北伐金扶持的伪齐政权。开始离开江州,沿江而西收复了襄阳、信阳六郡,稳定了江淮屏障。不久,鄱阳湖一带扬么起义,他又奉命征讨,又曾一度回兵江州。
    绍兴六年,岳飞离江州改任湖北襄阳西路宣抚副使,进驻襄阳准备直捣中原,不料他母亲病故于军旅。岳飞遵母遗命,“扶榇至庐山”营葬。飞为母丁忧时也住在东林寺。当时由于前方战事紧急。宋高宗“诏飞起复”,派遣宦官邓琮“特告抚谕”。《琮见飞于庐山寺》即当时慧海所主持之东林也。
    绍兴七年,岳飞因宋庭取消并统淮西行营左护军等之成命,他愤而辞职,又隐居于东林寺。因此不久朝廷又派王贵、李若雲等“至庐山东林寺,见飞,道朝廷之意邀请”。
    绍兴十年,岳飞在大举北伐前夕,忽然想起了他多年相知的好友,东林寺慧海法师,于是就写下《寄东林慧海上人》:“湓浦庐山几度秋,长江万折向东流。男儿立志扶王室,圣主专征灭土酋。功业要刊燕石上,归休终伴赤松游。叮咛寄语东林老,莲社从今着力修。”从这首诗中不仅陈述了他与慧海的交情,同时也向老友表达自己的抱负,“扶王室”,“灭土酋。”并流露了他在功成名就以合,就过着隐士生活,他希望慧海法师,把东林寺修建好,把莲社建兴好,以便将来他归后隐居,像赤松子那样自由自在渡过晚年,成为莲社的一个新的成员。
    可惜这位民族英雄,正当他功成旦夕的时候,却被以秦桧为首的一伙卖国贼,以“莫须有”罪名,杀害于杭州风波亭。但他的爱国热忱,永远激励着中国人民也包括东林寺诸僧。庐山人民为了纪念他,还在离仙人洞不远的地方的白云亭。刻下了岳飞《寄东林慧海上人》这首诗,留给后人瞻仰。

 
 
 

 

净土杂志

  •  
  • 2017年第6期
  •  

《净土》2017年第6期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