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君子为仁之道

  2021-03-25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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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乃儒家思想最核心的内涵,是吾人一念之心的体性。此现前一念心体,本自灵明洞澈,寂而常照,圣凡一如,生佛同等。是以君子反身修德,日勤不怠,以孝悌之道为根本。然就凡夫而言,因贪爱习气的障蔽而不得受用。那么该如何恢复此本具之“仁”呢?下文对此略作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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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云:孝悌乃为仁之本。是故吾人应着实践行孝道,才能彰显本具的明德良知,臻于心性的至善境界。若为人失仁,则不能践行孝悌之道,人格就随之瓦解,不具备做人的资格,也就不能称之为“人”。因此做人就要知恩报德,对恩重如山的父母都不孝顺,更遑论其他呢?


一个践行孝悌之道的人,绝不会犯上作乱。因为作乱的根源就是好犯上,好犯上的根源是不孝悌,不孝悌就要沦为衣冠禽兽。因此,做人要从孝悌开始,须知此为修养心性和塑造人格的根本。根本确立,则仁义礼智自然显明,所以孝悌是为仁的根本,是吾人本具的良知良能和万事万物的本源,是故孔子晚年将代表孝道精神的《孝经》传给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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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云:“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孝悌做到极致,能出神入化,得到大不可思议的感应。尧帝之所以禅让天下给虞舜,正是因为虞舜大孝,他当时是躬耕于历山的一介农夫,由于大孝格天,感召大象为其耕田,小鸟为其除草,并由此感得天子之位。是以尧舜之道,无非孝悌而已矣。


儒家重视孝,佛教亦重视孝,并将孝提升到本体性的高度。《梵网经》云:一切戒的根本即是孝,孝顺乃至道之法,孝名为戒,佛菩萨誓愿度尽一切众生,即根源于孝而发。在佛的眼里,一切众生都是自己多生多劫的父母六亲,见其沉沦三界苦海,故而以纯孝之心予以救度,以报亲恩。此即孝悌之道的扩展和延伸,是故吾人要将孝悌作为修行的基础,落实在平时的行为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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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仁人君子在力行孝道的基础上,还应自重自肯,忠诚笃信,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如此方可免于沦为小人。这正如孔子所云:“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何为“自重”?发心成圣贤、作尧舜,这才是自重。若无成圣成贤的志向,不努力修行,这就叫自暴自弃,就叫自轻。不去希圣希贤,不相信自己现前一念心性本具明德,放纵欲望,迷于物欲,尔虞我诈,饮食男女,这就是“不重”。“不重”则“不威”,缺乏威仪。一个君子若能自重,就会检点自己的行为,用圣贤的标准要求自己,就像曾子一样,时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样才有威仪。


何为“学固”?“学”者“觉”也,即从明德的“本觉”,生起修行的“始觉”,始觉有功,且有进无退,这就叫“学固”,即精进不退之意。若对自己本具的圣人之性,没有强烈的期待和渴望,则不能在念念时时中战战兢兢地去修行,或者这种自重的心比较浅薄,始勤终怠,得少为足,这都是不自重的根本病症。


何为“忠”?忠即忠诚,忠诚则能正直,佛典也讲“直心正念真如”。何为“信”?信者不疑,吾人要相信自己有圣贤之性,经过修行能成为大圣大贤,这种信就是自信自肯,是自重的核心。所以,一个人立身行道,一定要以忠信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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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非常注重真诚心和深信心。所谓“信为道源功德母”,若对自己的佛性持怀疑态度,就不会踏实修行;若对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存怀疑态度,就不会老实念佛。所以信心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原动力,可就业力凡夫而言,却是一个“稀有资源”。忠信的本质就是诚,所谓“不诚无物”,诚心非常重要,诚到极致能产生无穷的力量;若诚心不圆满,修行效果就大打折扣。


吾人修行须亲师取友,须赖善知识的提携,这就要求对方的道德智慧要比我们强,方能负起提携、教诲、帮助、劝谏自己的重任。佛陀生生世世给吾人做榜样,修行时首先观察这个世界,若遇到比自己强的善知识,就一定执弟子礼前往求教,这就叫“无友不如己者”。


进一步,修行应勇于改过,这恰巧是业力凡夫的通病,我们往往喜欢跟水平不如自己的人交往,文过饰非,表里不一,这就不是自重的表现。所以修行要知耻后勇,改往修来,知行合一,这才是君子求学应有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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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正的儒士,待富贵如浮云,视功名如粪土,一心专志于圣贤之学,致力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此所谓“君子忧道不忧贫”。人有仁德,自然会感召相应的福报,正如《中庸》所云:“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


且以孔子为例。他五十四岁离开鲁国,开启周游列国的生涯,直到六十八岁才返回鲁国。在这十四年当中,所到的诸侯各国,国君和士大夫对他都很客气,也很尊重,必能听闻这个国家的时政大事。子禽对此心存疑惑,这是夫子求来的呢,还是别人主动告知他的呢?子贡作为老师的随从之一,自然了解原因,他告诉子禽,这是“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意思是说,夫子具有“温和、善良、恭敬、节俭、礼让”五种人格魅力,由此德行感召而致。这五种人格即是君子人格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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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弟子们的描述,孔子是一个“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人,他看起来很威严,但与人相处时,又令人感觉很温和,如浴春风。无论是侍奉上司,还是对待下属,都谦恭有礼,常教人“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出门办事如同接见贵宾,役使百姓如同去举行重大的祭祀,都要诚恳恭敬地对待。如果在丧事场合,看到家属难过他也难过,常常吃不饱饭,这端赖他纯良天性的表现。一次在卫国遇到一位旧馆人去世,他吊唁时哭得很伤心,并把自己驾车的马作为助丧之物赠给他的家人。他待人非常慷慨,自己平时却很节俭惜福。


当一个人具备这五种人格,无论到哪都会受人欢迎。是故孔子在周游列国时,各国君主都待他如上宾,给予很好的待遇,并向他咨询国家政事。须知这并非孔子求来的,而是以“温、良、恭、俭、让”的德行感召而来。所以他常教人“君子求诸己,不愿乎其外”,要自己修道进德,不要向外驰求,向外求反而会丧失人格,只要积极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人家自然会尊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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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曾向老师请教一个问题,美玉是藏在柜子里好,还是“求善贾而沽诸”?孔子告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孔子这是以美玉自许,表明自己有经邦治国之才,但若非君主礼请,他绝不会主动出仕,此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可见,孔子的“求”非一般功名之士的“求”,而是一种圣人的感召,因果的感应。在“求”与“沽”、“行”与“藏”之间,保持一种随缘心态,平和超然;随顺缘起来去,不著意去求,但也并非不求;不著意去“沽”(施展自己的才华),但也并非不“沽”。一切视机缘而动,顺势而为,即所谓“待贾者也”。


在春秋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继衰周而为素王,弘扬圣学,力挽狂澜,给人类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虽然孔子的一生充满忧患,特别是周游列国时,累累若丧家之犬,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他不愿图一己之安而甘处无为,不愿放弃自己的理想而随波逐流。但他生前声望极高,殁后被尊为圣人,宗庙享之、子孙保之。


由此可知,培养自己的道德和人格是多么有必要,多么刻不容缓,当达到一定的境界时,必然会开发光明的性德,拥有与之相应的名望与德业,泽及万代。与日月同光,若天地长久,何其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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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慈护》2021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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