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视野下的孔子精神发微

  2022-05-24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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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物。熟悉,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中总会有他的影子。陌生,是因为我们距离他已经有两千多年了。有一位长辈年轻的时候赶上“批林批孔”,他也响应号召跟着批。几十年以后,他充满悔恨地说:“当年真是糊涂,孔子怎么能批呢!”老一辈人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尚且如此,今天被现代观念所熏染的我们,真的认识那个古老的孔子吗?


自从学佛后,随着对儒释道文化认识的加深,以一名大乘学人的视角再来看孔子,感觉他的形象似乎变得更亲切了,他的精神也变得更加微妙、更加富有内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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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孤往有为中的超世性


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末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所谓“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他向往夏、商、周时代的社会,那时候有尧、舜、禹、汤那样贤明的君主,各种礼仪典章制度都尽善尽美,社会和谐安定。他最崇敬制定了礼乐制度的周公,然而在世道人心每况愈下的时候,不禁感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孔子一生想要做的,就是恢复已经混乱的人心和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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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孔子在郑国与弟子走散了,独自一人站在城墙东门边。郑国的人对子贡说:“东门边有个人,他的前额像尧,脖子像皋陶,肩部像子产,不过自腰部以下和大禹差三寸,那样子就像个丧家之犬。”子贡把这话告诉了孔子。孔子很坦然地说:“一个人的外形是细枝末节,不过说我像个丧家之犬,确实如此啊!”“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既是对孔子落魄情形的描述,也是当时整个民族失去精神家园的写照。


尽管如此,孔子仍然“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他集众讲学,因材施教,约人以孝悌,晓人以忠信,识之以礼义,规之以廉耻,以八德立人;同时又整理典章,删《诗》《书》,定《礼》《乐》,成《春秋》,修《周易》,以《六经》训世,“述而不作”。真可谓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中庸》)。他在实践政治理想“不可为”的时节因缘下,为中华文明辟出了一条文化教育的“可为”事业,涵育了一批“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成为此后中国传统社会的精神脊梁。孔子对中华文化的贡献,诚如古人所叹:“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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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汲汲皇皇的春秋末世,孔子秉持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的原则,凭着“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的信念,于世事无所作为的危邦乱国中颠沛流离,在传道授业的有为事业中,与弟子弦歌诗颂,开广德音。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他还曾跟亲近的弟子子路透露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


有人认为儒家只有入世的一面,然而孔子的这番浮云之叹、浮海之想,其实蕴含着深刻的超世情怀,何尝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孤往精神的另一面相?而唯有这种超然出世的精神,才是圣人之所以有别于凡夫俗子的那一面。老庄“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如是,沙门“辞亲出家以为道”,亦如是。


二、大权示现中的淑世性


圣人度化众生,会根据时节因缘的不同而施设相应的教法,因而会有权与实的差别。正如《盂兰盆经疏会古通今记》所说:“姬周之世,佛教未流此方,周公、孔子悉是大权,先制礼法,使人从善。春秋祭祀,不忘祖考,然后佛化,易可弘通。”唐代的圭峰宗密禅师写过一部《原人论》,旨在破除儒、道二教过分的偏执,会通三教本末,究寻人类本源,最终都“引入一乘方便教”,其中总结道:“孔、老、释迦,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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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帝君阴骘文广义》里也有同样的阐述:“三教圣人,皆具救世之念,但门庭施设不同耳。”撰集《广义》的周安士居士还引用了《铜仁府志》的一则记载:贵州铜仁本名为“铜人”,因为这个地方有一座铜人山而得名。有一年大旱,山下尽空,有人见到下面有三个大铜人,头顶着这座山,岿然直立。而这三个人,恰恰是分别穿着三教的衣服。


周安士居士说:“窃思此山,乃开辟时物,尚无三教名色,而铜像又非人力所铸。始知三教门庭,本天造地设,合下当有。”可见,这种人类文明是递延的,三家的思想学问是超时空的,是圣人应机说法的体现。因此,在这些古圣先贤面前,我们实在应该保持谦卑的态度,更要生感恩之心。

 

儒家的学问是大人之学。《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德,就是凡圣同具的光明德性。明明德,就是将自己被私欲烦恼障蔽的明德开显出来。亲民,就是自己的明德开显出来,进而推己及人,使别人的明德也得以开显,使自他皆安住在至善上。而所谓至善,就是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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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止于至善,儒家列出八条修行要目,先后依次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四条为“内圣”之学,后四条为“外王”之学。要实现内圣外王,都要从格物开始。所谓格物,就是格自己的物欲,亦即克己复礼。《华严经》云:“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但以妄想颠倒执着而不证得。若离妄想,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则得现前。”儒家的格物致知、克己复礼与此境界虽有不同,但理念却有相合之处。圣罔念则作狂,狂克念则作圣,是儒佛圣人共同的理念。


孔子的修养功夫,在《论语》中时有体现。孔子说:“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印光大师解释说:“夫圣人之心,犹如明镜。空空洞洞,了无一物,有何所知?鄙夫致问,如胡来汉来。叩两端而竭,如胡现汉现。叩字,义当作即。两端者,所问与其机也。而竭焉者,恰恰合宜,无过无不及也。即佛门所谓契理契机之谓也。……孔子之心,至诚无妄,故曰空空如也。”(《复泰顺谢融脱居士书一》)格除物欲,则本有的智慧德能得以显发,此即“修德有功,性德方显”,因而孔子的心能够如明镜一样,胡来胡现,汉来汉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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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达到的是一种无我的境界,而“无我”是儒释道三家圣人的共同特质,只是有境界深浅的差异。诚如憨山大师所说:“或曰:三教圣人教人,俱要先破我执,是则无我之体同矣。奈何其用有经世、忘世、出世之不同耶?答曰:体用皆同,但有浅深小大之不同耳。假若孔子果有我,是但为一己之私,何以经世?佛老果绝世,是为自度,又何以利生?是知由无我,方能经世;由利生,方见无我,其实一也。”(《道德经解》)


在佛家小乘教法中,学人断见思惑,证人我空,取证偏真涅槃,耽于禅定境界,发不出利益众生的大乘心,因而不能成佛。佛呵斥其为“焦芽败种”,千方百计地引导他们回小向大,取证大乘佛果。因而《金刚经》里说:“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由小乘转为大乘,关键在于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孔子的修养虽已达到了“空空如也”的境界,但他仍然进德修业,精进不止(“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并且不遗余力地推行礼乐之教,化导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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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为恢复社会秩序,使生民重归安乐而奔走,一生都在实践他的“仁”的理念,最终“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周易·乾文言》)。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孔子虽为世间圣人,但是在他一生的思想德业中,始终贯穿着浓厚的大乘气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佛家“悲智双运”的精神情怀在孔子身上有着鲜明的体现。


千百年来,孔子的精神已然渗入中国人的骨髓里,不断拓展着中国人的心量。汉朝以后,儒释道三种文化在中国长期共存,相互融合,共同主导着整个民族的精神进程。历代的读书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塑造出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勇于担当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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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横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句箴言,成为历代读书人的座右铭。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广大的心量,正是大乘精神的体现。深植于国人心中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观念,以及推己及人、舍己为人、公而忘私的精神品德,悉皆成为维系整个民族长治久安的纲维。


三、修道证真中的实践性


圣人由本垂迹施设教化,神妙莫测,凡夫众生难以备知。权乃实家之权,实乃权家之实,二者不可割裂。但是从权与实的差别相而言,又不可混淆。通达内外教典的祖师们,早已阐明个中幽微。蕅益大师说:“世、出世,固不可判作两橛,亦不可混作一事。盖儒、佛下手同,要归异。虽从真儒下手处下手,学道有基;不向真佛要归处要归,真性不显。”(《灵峰宗论·示沈惊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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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谓“下手处”,尤须注重因果轮回。一谈及因果轮回,人们往往认为这是佛家特有的观念,实际上儒家圣人也早有阐述。孔子作《易传》,于《坤文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于《系辞上》说:“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即是阐述因果轮回之法。因果是儒佛教化的根本,印光大师在《因果为儒释圣教之根本说》一文中辨之甚详,兹不赘述。


知有因果轮回,自然会生敬畏之心,断恶修善。蕅益大师指出,若以五乘佛法的观点来看,五常之学为佛家人乘所摄,而儒家的《学》《庸》等学问门径,则带有一半天乘的属性,因为只是部分地和佛家的十善业道相应。(“儒于五乘法门,属人乘摄,所明五常,合于五戒;其余诸法,半合十善,尚未全同金轮王法也。”《性学开蒙答问》)


智者大师在《摩诃止观》中说:“深知五常五行义,亦似五戒。仁慈矜养,不害于他,即不杀戒;义让推廉,抽己惠彼,是不盗戒;礼制规矩,结发成亲,即不邪淫戒;智鉴明利,所为秉直,中当道理,即不饮酒戒;信契实录,诚节不欺,是不妄语戒。”总的来说,儒家之学属于人天乘所摄。儒家五常与佛家五戒的密切相联,使得佛法在俾赞世教、辅助王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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蕅益大师说:“若约实约本融会者,此方圣人,是菩萨化现,如来所使。《大灌顶经》云,佛先遣三圣,往化支那,所立葬法,南洲中最。三圣法化若在,如来正教亦赖以行。而《列子》具明孔子赞佛之语,老子骑牛出关,欲访大觉,既闻示寂,叹息而返。经史所载,彰明若此,后人不达,纷纷起诤,岂理也哉?然三圣不略说出世教法,盖机缘未至,不得不然。”(《性学开蒙答问》)大师在这里指出,由于时节因缘未至,所以孔子等圣人主要开显世间善法。


待到汉魏之时,佛法正式传到中国。隋唐时期,佛法已在中国彻底扎下了根。无数善知识发挥诸佛心要,随机开显无尽法界的奥妙,“不读《楞严》,不知修心迷悟之关键;不读《法华》,不知如来救世之苦心;不读《华严》,不知佛家之富贵”,称性极谈,方始昭著。其广大而深邃的境界,远非世间善法所能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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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被称为“华严奥藏,法华秘髓”的净土法门,为九法界众生指出了一条回归故乡的捷径——十万亿佛刹之外,有一个无有众苦、但受诸乐的清净莲邦,只要信愿称名,万修万人去。这一惊心动魄的消息,让我等舍父逃逸的穷途浪子顿然有了依靠。佛恩浩荡,可谓极矣!


此外,《法华经》中会三归一、开权显实的深妙教法,更让我们感受到诸佛菩萨救度众生的深重悲心和善巧方便。我们也更加相信,因为有了儒道文化的深度浸润,才使得中国人有一种可以接纳大乘出世教法的非凡根性,因而当大乘佛法传到中国以后,能很快为人们所接受。这一彪炳千古的大事因缘,远非我等凡夫所能测度。唯有依教奉行,往生成佛,方不负无数古圣先贤的无尽深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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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500年前后,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那个时代,苏格拉底、柏拉图、释迦牟尼、孔子、老子,创立各自的思想体系,共同构成人类文明的思想基础。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之上。当人类历经精神和社会危机之时,往往回溯轴心时代以寻求指引。这个深刻的洞见,让身为中国人的我们深感自豪。因为我们不仅有孔子、老子,还有释迦牟尼佛。我们有着儒道文明的基础,骨子里又有着大乘佛法的基因,这份历久弥新的文化积淀,会让我们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更具担当的勇气、慈悲与智慧。

本文选自《净土》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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